洛阳虽早早就有‘建都史’，但洛阳城，却是一个很年轻的城池。
如今的这座洛阳城，隋炀帝登基之后才兴建的。之前洛阳的都城遗址，早已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李牧看过李泰的《括地志》，上面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二十五年前，刚刚继位四个月的隋炀帝，视察洛阳城地形。随即，征调成年男子数十万人挖掘壕沟，从龙门向东连接长平、汲郡，抵达临清关，渡过黄河后，再延伸到浚仪、襄城，最后到达上洛，用以设置关卡加强洛阳周边防卫。大业元年末，隋炀帝正式下诏营建洛阳城。
当时主要负责营建的，是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在于洛阳故王城东、汉魏洛阳城西，选址营建。差使役丁二百万人，其中筑宫城者七十万人，建宫殿墙院者十万人，土工八十多万人，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共有十多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修建，远迈历代。
隋炀帝好大喜功，一面修筑洛阳城，一面又开凿大运河，征调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挖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连通水路。前后共计征调了将近三百五十万民夫，如此大规模的徭役，也为隋朝的最终覆灭，留下了祸根。
但不管结果如何，洛阳城和大运河这两件事儿，隋炀帝干得都算漂亮。史书上也是这样记载的，说洛阳城建成时，“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从兴建到完成，共计用了十八个月，也创下了历朝历代建城的速度记录。当时隋朝的强盛，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同样的事情，如今的李世民，想都不敢去想。
李牧看到《括地志》上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曾有疑惑。当时隋炀帝兴建洛阳城的时候，长安城并不是不能住了。看看现在的长安城就知道，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大唐又定都长安，一切运转如常，说明当时的长安城，必定是可以作为都城使用的。如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隋炀帝兴建洛阳城，必然是有着其他的目的。
他与李泰讨论此事，李泰给了他解答，为了编纂括地志，李泰是下了一番功夫细致考据过的。
纵观历史，洛阳作为都城得到青睐的原因，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早在夏商时代，天下分为九州，洛阳这个地方，刚好处在九州的中心地带。周公选择此地建设都城‘洛邑’，便是取这个寓意，周天子占据了‘天下之中’，彰显正统，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
另外，把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还便于政令迅速通达，地方朝觑和交纳贡赋，对于统治也是非常有利的，从思想上，和实际效用上，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状态。
那么，既然洛阳这么好，为何秦汉、隋唐，开国的时候，非得建都长安呢？
李牧自己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快，他便从史书记载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答案。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一统天下所指的范围，大体就是所谓的‘九州之地’。占据了九州之地，便可宣告一统天下了。秦汉隋唐，这些大一统的朝代，一统天下之后，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当占据九州之后，如何抵御外敌？
敌人来自何方？东边、南边是海，敌人不是来自北边，就是来自西边。若是选了‘天下之中’的洛阳定都，等敌人打过来的时候，江山已经沦陷大半。天子，戍守中原，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位置相对更靠近西北的长安，才是更好的选择。
而当江山稳固，四夷皆服的时候，军事上的压力减小，洛阳城的优越性就会体现出来。隋炀帝时，开皇盛世已达顶峰，国家异常富足。在巨大的财力支撑下，隋炀帝继位初期，无论是吐蕃、吐谷浑、还是突厥，高句丽等，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对强大的隋朝，构不成致命的威胁，故此隋炀帝想迁都也是情理之中。
除了好大喜功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
隋朝定都长安城，经开皇盛世，人口达到顶峰。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地狭人繁”的局面导致关中的粮食，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官吏、驻军，以及新生人口需要，粮食供应变得困难。大唐定都长安十年，近一二年，已经显现了这个问题，而还没有达到隋朝时期严重的原因，是因为隋末大乱的时候，死了一大批人，若是还有隋朝时期的人口数，早就粮食短缺了。
洛阳就不一样了，隋炀帝修好大运河之后，南方的粮食可以转输于洛阳，走漕运，又省力，损耗又小。但转输至长安得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既运粮有限，又耗费耗时，得不偿失。
所以隋炀帝迁都，虽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是昏庸之举。
作为一个新建的都城，各种规划都要比数百年前兴建的长安城要更加新颖。街道更宽，设计得更加合理，甚至排水渠都要更畅通。长安城虽然花了大价钱修葺过了，但是与洛阳城相比，仍是比不过。这就像是二手房和新房一样，设计理念的落后，有时候靠装修是弥补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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