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的先头部队至少两万人左右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巨野县。巨野县得名于其北部的大野泽，但大野泽早在元末明初就没了，巨野这个名字依旧保留了下来，一千多年没变。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清军大部分甲士，包括多尔衮和一众爱新觉罗的宗室权贵们，都已经一天一夜时间没有解甲下鞍。
大军星夜疾驰，从开州城下撤围以后，博和托留下来焚毁了清军的营盘，戒备着刘体纯的追击步步撤退。多尔衮则早就迈开大步，他没有像顾君恩预计的那样取道聊城，而是从更为艰阻难行的鲁西南南下。
大顺军在山东的防线，是针对济南的阿济格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网。在博洛突袭聊城失败以后，山东经略使谷可成又将手中的预备队兵力调往东昌府，增强了聊城一带的防御。
这样，整个鲁西南地区濮州、郓城、巨野、嘉祥、金乡、鱼台……完全成为兵力空虚的不设防地带。
顺军在兖州府的守军，数量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兖州府府城滋阳、大运河要津济宁和有特殊意义的曲阜三地。
山东地形是以丘陵为主，中部山地突起，东部缓丘起伏，但是西南、西北低洼平坦。特别是鲁西南一带，与皖北豫东相接，形成一块腹地广阔的大平原。
中间除了一条黄河阻隔以外，只要从鲁西南渡过黄河，清军就能畅行无阻地杀入中原大地。
鲁西南和皖北豫东平原，沃野千里。原来历史上的明末时期，因为开封官绅掘开黄河堤坝的缘故，将这一地区变成了洪水泛滥的黄泛区。
现在黄河堤坝得到了大顺军的妥善维护，这片常常因为黄河改道而备受大自然天威荼毒的土地，难得在明末乱世中保持了一片安定祥和的局面。
作为大顺军的中心腹地，鲁西南、皖北和豫东一带，已经很少遭到战争兵火的影响。营田新法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聊城大捷以后，解放奴婢和贱籍的事情，也已经在晋王府中提上了日程，好像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本地百姓也安享着天下板荡中不可多见的一分宁静。
东虏十万大军，却于此时离开河北，冲入鲁西南。多尔衮亲自率领两白旗作为先锋部队开道，满洲甲骑焚掠扫荡而过，对清军来说，从开州城下突然撤围，突入大顺政权的腹地，是一次极端冒险的行动。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打消耗战，只要僵持下去，那么胜利必定属于资源动员力量更强的大顺。
清军十万人马，大掠濮州和郓城。他们不再像是在大名那样进行无差别的疯狂杀戮，而是在多尔衮的严格监督下，维持着空前严密的军纪展开杀戮和掠夺。
东虏的目的就是粮食，十万人马突入大顺政权的腹地辖区。万一有事，这就是一场无后方的作战。
清军携带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所以从一开始多尔衮就高度重视因粮于敌。他下令大军所过之处，必须掀开所有城市和村庄的地窖，抢走农民们藏下来的最后一颗春种。
对于开春后的饥荒，睿亲王没有留有一丝半毫的同情心。
他的心中完全被个人功名利禄的考量所充斥，连清廷和满洲部族的命运都被多尔衮用作了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那就更何况是鲁西南的平民百姓了。
尼堪手上提着沾满血水和脏液的腰刀，纵马驰至多尔衮的军前禀报道：
“王爷，巨野一县已经剿洗干净。所有粮食籽粒都尽数没入军中，本地奸民逃匿者很多，要如何处置？”
“如何处置？”
多尔衮骑在马上，他的神情比起去年在陕西和李来亨对峙时，显得憔悴和衰老了很多。满洲人内部，一直有种传言，说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
他身体不大好，近来一段时间，更因为劳累于军政大事，已经偶发疾病，精力也一直在衰减，如今纵马南下，一日一夜没有解甲卸鞍，整个人看起来就显得很没有英气和精神。
多尔衮咳了两声以后才说：“奸猾之民，原本应该尽行剿洗。但现在军务倥偬，大清实在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等奸民土棍的身上。不要管他们了，只要拿到粮食就好，我们不要耽搁时间，立即南下，一直冲到徐州才能停下稍作休息。”
两白旗的士兵都排列成了肃穆整齐的队伍，只有他们那尚未入鞘的屠刀，还有沾染在盔甲上的血迹，才能看出这些八旗士兵刚刚做过什么事情。
山东到处都有绿林豪强的义军武装，少者几百人，多者几千人。但是之前博洛对于聊城的袭击，提高了谷可成的警惕，在那以后山东招讨使许都就奉命将各地的义军武装调集到各条防线的前沿，以预备敌人的突袭。
这降低了鲁西南一带守军的抵抗力量，正中多尔衮的下怀。
多尔衮又说：“崇德二年，先帝曾经专门下诏说过，‘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寝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祖先圣训，子孙辈不敢忘；祖先定制，子孙辈不可改。’骑射，我之长技；辫发，我之国本。等到平定闯孽以后，一定要在中原，照样一体推行剃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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